文/吴桐雨 朱健刚

20世纪末，伴随着社区在我国大量兴起，人们的生活重心由单位转移至社区，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代替单位，逐渐承担起管理社区居民的事宜。这一转变导致长期依赖“单位包管”的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生活中包括生老病死在内的方方面面不再与单位过多联系，而直接与社区服务挂钩。社区因此成为中国城市管理改革，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节点，而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成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能力、党在基层权威的重要渠道。

绿色社区正是这一政治背景的政策产物。目前比较普遍的对于“绿色社区”的界定是“建立了一定的环保设施和环境管理体系的社区”（廖晓义，2000）。其中，环保设施主要包括垃圾、固体废弃物分类回收清运系统；生活污水处理再利用系统；节水、节能和新能源等硬件设施。而环境管理体系则涉及到建立一套能够引导社区内居民共同建设、分享公共环保设施的治理措施，以及一套引导居民选择绿色生活方式的教育、宣传体系。

“绿色社区”概念最初是被一个活跃在环保领域的NGO组织“地球村”引进中国的。“地球村”在社区层面上的环保实践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1996年时只是通过帮助北京大乘巷社区家委会（编者注：和居委会是一个级别，一般是一个单位的家属院叫家委会）建立垃圾分类点，后来发展到向居民介绍、引进垃圾分类法和节能、节水家电的使用方法，编写了《绿色社区指导手册》。其时，“地球村”对于“绿色社区”的实践形式主要集中在倡导社区居民选择“绿色时尚的社区生活方式”，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地球村”坚持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绿色文明与中国”节目，并在绿色时尚板块介绍垃圾分类知识。可以说这时候的“绿色社区”概念是一个引起小范围人关注、讨论的专业话题，“地球村”对其进行的实践处在小范围试验的阶段。

到了2001年，“绿色社区”概念由于与政府当时希望将环保推进社区同时加强居民参与的政策目标相切合，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支持和推广。国家环保总局号召全国47个重点城市开展创建绿色社区工程，“绿色社区”概念由此演变成为一项广泛性的国家工程，被政府加以政策方式推广出去了。这时“绿色社区”的核心集中在建立绿色社区指标体系上。

整个指标体系既包含对“硬件”设施建设的规定，也包含对“软件”管理措施的规定。“绿色社区”硬件建设主要包括建立垃圾、固体废弃物分类回收清运系统；配置生活污水处理再利用系统；以绿地覆盖面积为衡量标准的社区绿化建设。这是一个高度量化的指标体系，比如国家对于绿色社区绿化覆盖面积就明确规定不能低于30%，这就为基层政府和物业管理公司提供了创建绿色社区的基本参考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基层政府和物业管理公司往往一次性注入大量资金实现其设施配备工程。而“绿色社区”的软件部分在于吸引居民参与到“绿色社区”的建设和管理实践中去，希望形成一个集合社区内居民、志愿者和民间各种力量参与的管理体系。相对于“硬件”指标，“软件”建设的规定模糊，难以通过量化指标衡量其实践情况。

针对这一情况，许多社区为了尽快完成上级建立“绿色社区”的指示，大多选择首先完成较易实现的硬性指标，比如建立指标规定分类垃圾桶数量，废水回收系统。再通过各种实践手段将软件指标量化，比如在社区建有一定数量“普及环保科学知识的宣传阵地”、评选出一定的“绿色文明家庭”，营造一种“家家参与绿色社区建设”的欢闹景象。之后，社区就可以凭借这些“成绩”向国家申报“绿色社区”。这是典型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居民难以感到这些已经建成的“绿色设施”到底与自己的生活能够产生哪些联系，比如，几乎每个绿色社区都会配备分类垃圾桶，但是真正能够将垃圾分类投放其中的居民则少之又少。缺乏居民足够关注及志愿性参与的绿色社区建设工程恰恰体现出社区管理机构应付上级的“交差”心态。

即便如此，“绿色社区”工程仍然为像“地球村”这样的NGO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实践中去提供了一定的机会空间。一些熟悉环保议题的NGO针对社区特点，协助社区制定出更加灵活和切实可行的方案，比如组织居民进行环保义卖，开辟公共的洗衣平台，这些行动无疑更加贴近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利益，更加充分反映了居民的公共活动需要，从而容易引起居民的关注，对于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具有更加持久的推动力，从而辅助社区管理机构在软件方面完成上级任务的可能性。另外，相对于实现硬性指标规定的环保设施配备，它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注入，主要是寻求管理体制上的改进，从而具有低成本的可操作性，这无疑分担了社区的负担，这也是促成社区居委会、物业机构寻求NGO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藉由“绿色社区”工程，NGO的诸多特质和价值得以凸现，从而进一步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和社区的欢迎，为其进入社区，与居民互动，展开行动提供了机会，这也就为改观社区中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性。

国家的绿色社区运动为民间的各种力量参与提供了机会空间，许多社会组织展开了许多颇具创新意义的实践。其中，寻求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创新就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实践方式。强调绿色社区的可持续性涉及到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其更加强调居民参与的内生动力，而不是外部强加的社区实践。这是用参与式发展取代自上而下发展的理念。它源自国际发展学界1970年产生的内源式发展理念，认为发展的核心动力来自于发展的主体而非外界的干预，因而对发展动力的寻求方向从国家转向民众，强调“自下而上的发展”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建设绿色社区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社区居民才是“绿色”的受益人，建立绿色社区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有效渠道。作为主要受益人，他们才是绿色实践的主体，理应参与到规划过程中去，同时通过公众参与的方法去分配服务，并发挥民众在地方发展中的作用。社区要想“持续”地“绿”下去，就要通过居民的参与在社区内发展出一套科学的“造血机制”，只有这样，绿色才能通过源源不断的“再生细胞”持续下去。其二是其强调绿色社区建设的系统性，即在实践过程中注重将社区经济属性、生态属性和社会属性有机融合，绝不只是就环境谈环境。归纳起来，这些可持续性实践应该包括社区可持续的环境建设、可持续的生计和消费方式建设以及可持续的文化建设，从而达到实现有机、平衡和持续发展的绿色社区。在新型绿色社区的实践当中，一些社区开始尝试在社区公共空间分享诸如洗衣机、家电修理器械等设备，以此来减少资源的浪费与污染，同时提升社区的生活水平。以下将通过案例方式分析这些方向的实践如何开始一点点地引导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同时也改变了“绿色社区”自上而下的模式。

这是一个位于长沙市中心的社区，开发商将他们的楼盘定位在“为商界精英、文化人士提供宜居环境的概念社区”。“富有田园气息”和“贴合自然的社区环境”是开发商最为看重的两个品牌，为了营造品牌形象，社区内推行田园式绿化，营造以桑树、鱼塘和田园构成的小型生态圈，但是这一举措事实上并没有对社区居民或者有意入住的人们发挥直接的吸引力，按照可持续案例研究报告的分析，“其物质及资金投入庞大，加上消费者会为高投入而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脱离经济效益相关太远，从而影响了认同度”（梁町，艾齐奥•曼奇尼， 2005）。与之相比，住楼天台建有洗衣服务中心则受到了大部分居民的欢迎。洗衣中心提供住户自助洗衣、干衣、天然晾晒等服务。这个公共洗衣空间不但配备太阳能洗衣干衣设备，同时根据湖南水源流失严重等自然环境问题，尝试设置雨水循环再用系统。这项举措之所以受到了普遍的欢迎，首先是因为它在强调环保的同时并没有忽略经济利益，循环用水，太阳能洗衣都能有效地培养居民节俭的消费习惯；同时，洗衣作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环节，与居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获得了大量居民的关注与参与。除此之外，洗衣天台还为居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公共空间，居民在洗衣的同时又可以小聚交流，增强了居民对于社区的归属感与参与感。

与此类似的是位于广州社区内的“家居维修DIY中心”（DIY——Do It Yourself）。这个中心的积极参与者是那些平日爱好且擅长修理小家电、家具的人们和那些对于坏损的家电、家具不知所措，最终只能将其废置的社区居民们。“DIY中心”本身的设置则非常简单，只是一个提供了非常有限的维修资源的小活动室，但是它最大的作用并不在于提供资源，而是提供了一个交流的空间，是可将两种不同类型居民衔接的渠道。事实上，通过这一渠道，志愿提供维修服务的居民往往都是DIY家电、家具的爱好者，他们往往拥有更加专业的维修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家居维修DIY中心”还起到了引导居民通过追求“DIY”的时尚生活方式，同时在居民互助维修的过程之中发展了难能可贵的邻里交往空间。

以上案例对于“绿色社区”的可持续实践的重要特色在于他们不仅仅减少了资源浪费与污染，并紧密地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消费习惯联系，同时为社区内的居民们开辟了一个可以停留、交往的空间。同时，它更具创新意义的功能在于，这个空间能够通过人们的互助和彼此之间的相互服务完成以往只能在私人空间进行的工作，如洗衣服和维修家电，这既可以节省出更多的私人空间作他用，也可以吸引人们参与到这种半私人、半公共的活动之中。

此外，绿色社区的可持续实践为居民营造了一个更为主动与志愿的参与氛围。比如北京市朝阳区就为老人们开辟了一个叫做“健康互助园”的活动中心。一开始，社区就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跳舞、做操、打太极的空间。但是，中心并不会有专人准备伴奏的器材，也没有带领大家跳舞的老师。即便这样，这里还是赢得了老人们的喜爱，往往会有两到三个跳得比较好的老人担当领队或者老师的角色，他们不但每天定时来到这个中心，还拿来自家的录音机，为大家播放伴奏。除了这几名带头人，其他居民可以自愿选择进入太极、交际舞、秧歌的队伍，不用排队形，不固定舞伴，也没有人规定是否每天必须前来，一切都以自愿的形式进行。这个实践的源头是中国人喜欢通过打太极、跳舞、扭秧歌等方式改善身体的健康状况，预防疾病的文化传统。其实即便没有这样一个公共空间，许多老人也会相约到一个地方，集体进行此类健身活动。但相对于立交桥底下和学校前面的广场，人们似乎更愿意选择自己居住社区内的空间，一来省得跑动，二来这里是一个封闭的场所，不受天气的影响，而且毕竟都是同居于此的熟人，打起交道也方便很多。大家跳舞还可以交流一些有关养生保健方面的知识，有的时候还会谈及一些社区最近发生的事情，有些老人还彼此分享拿手好菜的制作方法并且在第二天做一些拿给大家品尝。许多老人在这里成为了朋友，有的老人开始把自己阳台上的盆景搬到互助园的窗台上。社区根据老人们这些参与的特点，将这个中心定名为“健康互助园”，开始在活动中心的墙壁上张贴一些养生画报，举办小规模的健康讲座，为老人们提供更多的健康知识。

这个案例中社区治理实践的主要特点在于“健康互助园”在发展过程当中尝试摆脱以往采用的“教育性参与”，即与那些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技术紧密相连，带有演出效果的群众参与，如在公共宣传栏张贴告示、以宣传环保意义为目的的演出（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2007）。这里面的大部分活动围绕着一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健康。即便还是运用海报的宣传方式，但是介绍的是养生的知识，这里的老年团体也不担当演出的义务，他们参与的目的不是传达某种意识形态和展示某种抽象意义，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兴趣爱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绿色社区工程虽然是由环保领域的NGO机构发起的社区实践，但是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工程。社区为了完成政府的“绿色社区”建设任务，迅速配备“绿色硬件”，虽然工程也希望通过软件标准的规范，强调社区居民的自主参与，但是这种参与仍然局限为由政府、居委会和物业公司担当主角的“操纵性参与”（Manipulation）和“教育性参与”（Therapy）。

即便如此，近几年对于绿色社区的可持续建设的实践则为绿色社区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可持续发展观下，绿色建设开始强调进行与群众联系更加密切，涵盖了环境、经济和文化全面“可持续绿色”的社区创新试验。同时寻求在生活方式上的变革，并以此带动已经习惯于被管理状态的公众的参与热情。在这一个实践之中，生活方式的变革被提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上，人们开始逐渐相信“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他们定居在那里是为了生活得更好。”